澳大利亚研究所：2025化解危机：提升澳大利亚劳动者生活水平研究报告（英文版）（110页）.pdf

核心结论速览： 澳大利亚正经历历史性的生活水平危机，而非简单的“生活成本危机”：未来工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Greg Jericho指出，仅关注通胀而忽视工资增长，是理解这场危机的根本误区。2010年至2021年间，澳大利亚工人实际工资增长了6.1%，但在2021年3月至2023年3月的两年间，这一增长被完全抹去。截至2023年3月，普通工人的购买力与13年前相当。 72%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收入增长慢于物价上涨：2024年全国代表性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收入增长慢于或远慢于物价。53%的受访者表示家庭财务状况较两年前恶化，女性（31%）比男性（13%）更可能报告“糟糕得多”。 企业利润驱动了69%的超额通胀，工资仅占18%：未来工作中心的研究表明，企业超额利润占超出澳洲联储目标范围通胀的69%，而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仅占18%。澳洲联储错误地将通胀归咎于工资增长，通过12次加息（从0.1%至4.35%）加剧了家庭困境。 集体谈判覆盖率与工资增长呈强正相关：2022年《安全就业、更好薪酬法案》通过后，集体协议覆盖的员工从2022年12月的180万增至2024年12月的260万，覆盖率从15.4%升至21.2%，有效扭转了十年的工资停滞。 求职者补贴比贫困线每周低179澳元：单亲成年人求职者补贴仅395澳元/周，即便加上最高租金补助也仅501澳元/周，远低于普遍认可的贫困线（约560澳元/周）。失业补贴从1990年占平均工资的25%降至2024年的21%。 最低工资从平均工资的63%降至50%：过去三十年间，最低工资与平均收入的差距持续扩大。疫情期间的“冠状病毒补充津贴”曾将贫困率从88%降至26%，但补贴取消后贫困率迅速反弹。 住房危机：超64万户家庭需要社会住房，每晚12.2万人无家可归：人民委员会住房危机调查显示，全国单元房平均租金从2020年3月的365澳元/周涨至2025年6月的565澳元/周（+55%），独立屋从450澳元涨至722澳元（+60%）。H2：研究背景——从“生活成本危机”到“生活水平危机”。2025年12月，澳大利亚研究所未来工作中心与卡迈克尔中心联合发布了《Solving the Crisis: Raising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Australian Workers》报告。这份报告汇集了来自2024年10月“生活标准研讨会”的政策研究成果，是卡迈克尔中心为期一年的生活标准研究计划的集大成之作。报告的核心论点是：澳大利亚正在经历的并非简单的“生活成本危机”，而是一场更为深层的“生活水平危机”。这一危机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面——停滞的收入和飙升的价格。正如经济学家Alan Fels所指出的，这是危机的“两面”。仅关注通胀（成本）而忽视工资（收入的另一面），就像企业只关心收入而不关心支出。报告汇集了多位顶尖进步思想家的贡献：Greg Jericho剖析了澳洲联储的通胀误判与利率政策的伤害；Thomas Greenwell论证了集体谈判和充分就业对恢复实际工资的核心作用；Peter Davidson提出了加强最低收入四大支柱的政策框架；Charlie Joyce重新审视了“社会工资”在生活水平中的作用。H2：危机的成因——企业利润驱动通胀，澳洲联储误判局势。企业利润是通胀的主要推手。未来工作中心的研究表明，企业超额利润占超出澳洲联储目标范围通胀的69%，而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仅占18%。这一结论与欧洲央行及国际研究者的方法论一致，但澳洲联储却声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国内非矿业利润率出现广泛增长”。2022年7月，澳大利亚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通过国民账户数据发现，当时企业利润约占通胀的60%。澳大利亚研究所和未来工作中心的进一步研究驳斥了商业团体关于“利润份额处于20年低点”的说法。澳洲联储的错误诊断与错误治疗。澳洲联储错误地将通胀归因于“需求过剩”（即“工人钱太多”），采取了激进的加息政策——在18个月内将现金利率从0.1%提高至4.35%。即使在基础通胀下降、家庭支出持平的情况下，澳洲联储仍继续加息。Greg Jericho的分析表明，2022年中期至2024年底，家庭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了8.8%。其中近一半（4.3个百分点）是由抵押贷款还款增加造成的。如果将抵押贷款支付排除在外，实际家庭可支配收入的降幅仅为4.5%。澳洲联储的行动本身造成了近一半的生活水平下降。澳洲联储忽视了一个关键事实：在通胀高峰的2022年12月季度，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同比下降了2.6%，比疫情前的2019年12月低了5.9%。工资不仅没有推动通胀——实际工资正在下降。H2：恢复实际工资——集体谈判与充分就业的双轮驱动。集体谈判的崩溃与重建。Thomas Greenwell的研究表明，集体谈判覆盖率与工资增长之间存在强正相关——集体协议覆盖的工人比例越高，整体经济中的年度工资增长就越高。2013年至2022年间，在联盟党政府领导下，集体谈判覆盖率急剧下降（尤其是私营部门）。反工会政策导致了集体谈判的崩溃，限制了工人争取更好工资的能力。阿尔巴尼斯政府2022年《安全就业、更好薪酬法案》的通过是一个转折点。到2024年12月，集体协议覆盖的员工从2022年12月的180万增至260万，覆盖率从15.4%升至21.2%。多雇主谈判的引入，特别是在低薪工作领域，促使许多雇主为了避免被纳入多雇主协议而重返谈判桌。充分就业——被放弃的宏观经济目标。充分就业在1990年代被有效放弃，当时澳洲联储被要求优先将通胀控制在2-3%的目标区间。尽管在2023年9月的《充分就业白皮书》中，阿尔巴尼斯政府采取了“每个人都能获得安全、公平薪酬工作的机会”的充分就业愿景，但在财政政策中，充分就业并未成为核心优先事项。Greenwell呼吁将充分就业确立为宏观经济的核心优先事项，包括修改《预算诚信宪章》以纳入充分就业目标，设定明确的短期和中期失业率目标，并建立“充分就业委员会”作为法定机构提供分析和建议。H2：最低收入的四大支柱——强化收入支持、最低工资、充分就业与就业服务。Peter Davidson指出，澳大利亚工作年龄人群的最低收入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收入支持、最低工资、充分就业和就业服务。支柱一：收入支持。求职者补贴仅395澳元/周，即便加上最高租金补助也仅501澳元/周，比普遍认可的贫困线（约560澳元/周）低179澳元。失业补贴从1990年占平均工资的25%降至2024年的21%。Davidson呼吁将所有收入支持款项提高至养老金水平（求职者补贴每周增加180澳元），并按工资和CPI双重指数化。支柱二：最低工资。最低工资从1990年占平均工资的63%降至2024年的50%。Davidson主张将最低工资恢复至中位工资的60%——足以使依赖单份全职工资的个体和家庭免于贫困。支柱三：充分就业。Davidson支持立法要求货币政策对充分就业和通胀控制给予同等考虑，设定将失业率降至2-3%和就业不足率降至4-5%的目标。支柱四：就业服务。目前的“Workforce Australia”就业服务系统被描述为“不适合目的且造成伤害”。2024年7月至9月间，超过30万人（所有有工作相关要求的Workforce Australia服务使用者的一半）受到停发下一笔收入支持的威胁。Davidson呼吁紧急取消自动停发补助、暂停处罚，并以基于自然正义和人权原则的系统取而代之。H2：住房危机——人民委员会的证词与政策建议。2024年，“人人有家”组织召开了澳大利亚首届“人民委员会住房危机调查”，由悉尼大学教授Nicole Gurran和前参议员Doug Cameron共同主持。委员会听取了超过1,500名澳大利亚人的证词和120多个组织的意见。危机的规模。 超过64万户家庭需要社会住房但无法获得。 每晚有12.2万人无家可归。 全国单元房平均租金从2020年3月的365澳元/周涨至2025年6月的565澳元/周（+55%）。 独立屋平均租金从450澳元涨至722澳元（+60%）。 平均新房贷款已达66万澳元。人民委员会的证词。Christopher作证称：“我过去18年的生存故事是令人痛心和心碎的……我本可以有所成就……但我却无法学习、工作或建立有意义的社会联系，因为我一直在努力维持生计”。Lucie报告称打了三份工：“每一个机会我都在工作，只是为了付房租和账单……我已经六个月只休息了四天”。Amy描述了出租房的恶劣条件：“我们住在一栋不达标的房子里，它正在我们周围坍塌……这栋房子的结构完整性差，导致我因灰尘和霉菌而出现呼吸道刺激”。委员会建议。委员会呼吁澳大利亚各级政府回归大规模建设和提供住房的政策，要求未来20年新增住房供应的15%为社会住房，并建立国家政府住房开发公司。同时建议：提高租金援助、取消资本利得税折扣和负扣税、协调各级政府限制不合理的租金上涨、终止无理由驱逐。Doug Cameron指出：“没有经济理由像现在这样补贴购房……没有经济理由通过资本利得税和负扣税将政府资金用于推高房价。没有经济理由忽视因人们无法获得可负担住房而产生的健康问题和教育问题的成本”。H2：社会工资——公共服务作为共享繁荣的基石。Charlie Joyce重新审视了“社会工资”这一概念——公民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中获得累积物质利益。社会工资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以及收入支持项目。Joyce指出，社会工资的几大支柱——Medicare、公共教育和公共住房——在数十年的投资不足和效率低下的情况下已被侵蚀。2023年，全科医生批量计费率下降了11%，自2018年以来几乎减半；现在不到四分之一的诊所对所有患者批量计费。只有1.3%的公立学校获得“充分资助”，而98%的私立学校获得达到或超过“学生资源标准”的政府资助。Joyce提出了重建社会工资的三项原则：普适性（服务无条件可及）、使用点免费、公共服务提供。具体建议包括：将牙科保健纳入Medicare、建立全民免费公共托儿体系、将收入支持提高至养老金水平。延伸阅读。以上为报告核心趋势分析，如需获取完整报告详细数据及全部政策建议，请访问下载页下载完整PDF报告。FAQ区块。Q1：澳大利亚“生活成本危机”和“生活水平危机”有什么区别？A：“生活成本危机”仅关注价格上涨，而“生活水平危机”同时关注收入和成本——工资是否跟上了价格上涨。Greg Jericho指出，2010-2021年间实际工资增长了6.1%，但在两年内被完全抹去。Q2：通胀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A：未来工作中心的研究表明，企业超额利润占超出澳洲联储目标范围通胀的69%，而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仅占18%。工资增长并非通胀的主要驱动因素。Q3：集体谈判如何影响工资增长？A：集体谈判覆盖率与工资增长之间存在强正相关。2022年《安全就业、更好薪酬法案》通过后，集体协议覆盖的员工从180万增至260万，覆盖率从15.4%升至21.2%。Q4：澳大利亚的收入支持水平有多低？A：求职者补贴仅395澳元/周，比贫困线低179澳元。失业补贴从1990年占平均工资的25%降至2024年的21%。最低工资从平均工资的63%降至50%。Q5：人民委员会住房危机调查提出了什么建议？A：呼吁未来20年新增住房供应的15%为社会住房，建立国家政府住房开发公司，取消资本利得税折扣和负扣税，限制不合理租金上涨，终止无理由驱逐。Q6：什么是“社会工资”？A：社会工资是公民从政府公共服务（医疗、教育、养老等）和收入支持项目中获得的累积物质利益。Charlie Joyce主张重建社会工资应遵循普适性、使用点免费和公共服务提供三项原则。数据来源说明。本文数据来源于澳大利亚研究所未来工作中心与卡迈克尔中心于2025年12月联合发布的《Solving the Crisis: Raising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Australian Workers》报告。报告基于2024年全国代表性调查（1,000+成年人）、深度访谈、2024年10月“生活标准研讨会”讨论以及澳大利亚统计局、ACOSS、人民委员会住房危机调查等权威数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