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碳源角度看，稳定、可持续的碳输入是绿色甲醇实现连续化、规模化生产的前提条件。相较于依赖外源工业 CO₂捕集的技术路径，生物质路线在当前阶段具备更高的可行性：一方面，生物质在气化过程中可同时提供碳源与部分化学能，其碳流路径清晰、生命周期核算边界明确，更易满足现阶段航运燃料在 IMO 与区域监管框架下对减排真实性与可追溯性的认证要求；另一方面，外源 CO₂捕集本身高度依赖能源系统与排放源条件，其单位碳捕集过程具有显著的能耗与成本约束。根据 IEA（国际能源机构）等测算，不同 DAC 技术路径下单位 CO₂捕集仍需消耗较高水平的能源投入，其中液体 DAC 在以热能驱动时单位能耗显著高于电驱路径，即便在能效相对较优的固体 DAC+电力方案下，单位 CO₂捕集仍需消耗可观电量。同时，在采用可再生能源供给的情景下，DAC 的单位碳捕集成本对能源结构高度敏感：以光伏+储能、风电+储能等低碳能源组合为例，其单位 CO₂捕集成本仍处于显著高位，高达$600 以上，且明显高于依托生物质内生碳源的路径。上述特征决定了外源 CO₂在当前阶段并非低门槛原料，而是一个高度受制于能源供给稳定性、捕集效率及跨区域运输条件的高成本中间品。综合来看，在已进入实质推进阶段的绿色甲醇项目中，生物质碳源仍是实现“项目可落地、产量可兑现”的主要选择，而外源 CO₂更可能在中长期、随着低成本清洁能源体系与相关基础设施、认证机制逐步成熟后，作为提升减排深度的补充性路径逐步放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