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31名顶尖科学家跨国流动、160个国家地区参与合作、中美两国贡献前50国家近一半流动规模——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这份报告揭示了国际科研合作格局的两大特征：高度集聚与多元扩散并存。中美是核心引擎，但伦敦、北京、新加坡等城市正成为越来越活跃的合作节点。
全球科研合作的集聚特征：前50国家占九成以上
国际科研合作格局呈现高度集聚态势。前50名国家（地区）流动规模合计约2.2万人，占全部国际流动规模的九成以上。前5名国家（地区）流动规模占前50名国家（地区）流动规模的47.9%。美国3421人、中国大陆2579人、英国1891人、德国1132人、澳大利亚965人构成第一梯队。这些国家既是国际科研合作的重要发起方，也是主要贡献方。
流入流出平衡性是衡量科研合作健康度的关键指标。亚洲流入2158人、流出2018人；欧洲流入2057人、流出2056人；北美洲流入1901人、流出1908人——三大洲流入流出基本平衡，反映了洲际科研合作的相对均衡性。中国大陆流入1381人、流出1198人，净流入183人；美国流入1741人、流出1680人，净流入61人。两国均处于“净流入”状态，但中国的净流入规模更大。
城市网络的多元化：不局限于少数中心城市
与国家层面的高度集中不同，城市间的顶尖科学家流动与合作呈现出更广泛、更多元的连接网络。前50城市流动规模合计7131人，占全部国际城市间流动规模的35.1%。伦敦、北京、新加坡流动规模分别达573人、450人、439人。中国城市在前50中占据10席，流动规模占前50城市总规模的23.6%。
城市间合作活跃度方面，山景城（硅谷）与伦敦之间的交流最为频繁。这一发现揭示了科技产业中心与传统学术中心之间的深层互动逻辑。波士顿、上海、纽约、墨尔本、首尔、多伦多、香港等城市形成了第二梯队，显示科研合作正在从“单极辐射”走向“多极网络”。从洲际层面看，亚洲、欧洲、北美洲构成流动主三角，三大洲间的流动占洲际流动总规模的73.7%。
学科差异：基础科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医学各有侧重
三大重点学科领域的国际流动呈现显著差异。基础科学领域，洲际流动528人高于洲内344人，亚洲流入208人、流出164人。城市层面新加坡65人、北京56人、上海34人、香港25人表现活跃，近两年新加坡与中国城市间的交流合作较为密集，形成“北京-上海-香港-新加坡”东亚基础科学合作走廊。
计算机科学领域，洲际流动601人高于洲内413人，亚洲流入235人、流出216人。新加坡76人、伦敦72人、北京57人、山景城35人、香港30人、上海26人表现活跃。山景城与伦敦的交流最为密集，反映了“产业资本+学术研究”的双核驱动模式。生物医学领域，洲际流动1870人远高于洲内1042人，北美洲流入647人、流出618人。伦敦209人、波士顿149人、纽约112人位列城市前三，美国城市与其他重点城市之间的交流合作更加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