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CAP'2ER模型的甲烷排放因子（169.8kg/a）是美国CEFM模型（105.0kg/a）的1.6倍——同一头牛、同一个国家，只因选择了不同的核算工具，碳足迹结论便截然不同。这种差异不仅让企业无所适从，也让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难以比较不同企业的减排绩效。美国环保协会报告系统梳理了甲烷核算方法的多样性、差异性与改进路径，为中国乳业建立可比较、可核查的碳排放数据基础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核算方法的多样性——从国际标准到本土工具的多层体系
中国乳企可用的甲烷核算方法学较多，形成了“国际通用标准—国家清单导向—科研环境评估—农场企业实际应用”的多层体系。国际通用标准包括FAO的GLEAM模型、IPCC的《2006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及2019修订版。国家清单导向标准包括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2025年版）。科研与环境评估模型包括美国USDA的Integrated Farm System Model、加拿大AAFC的Holos模型。农场与企业实际应用包括Cool Farm Tool（CFT）、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COMET-Farm、国内的国家标准GB/T 32151.22-2024《畜禽养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及团体标准。
国外乳企对于温室气体排放披露起步早，经历了从“合规报告”到“甲烷管理”的精细化阶段。领先乳企积极将甲烷单独核算（通常纳入Scope3或FLAG类别），并推动使用本地化的排放因子、定期更新方法学，制定了明确的SBTi/净零路线。
核算结果的巨大差异——同一牧场结果差1.6倍
不同模型之间的估算结果存在显著差异，部分情况下结果差异可超过两倍。美国环保协会研究发现，法国CAP'2ER模型的结果（1.3kg CO₂e/kg FPCM）是美国CEFM模型（0.34kg CO₂e/kg FPCM）的3.8倍。即使针对同一牧场，不同模型之间仍可产生较大偏差，在肠道甲烷排放估算中，不同模型间的结果差异可达26%。本研究进一步发现，基于法国CAP'2ER模型的甲烷排放因子（169.8kg/a）约为美国CEFM模型（105.0kg/a）的1.6倍。Cool Farm Tool（CFT）模型的估算结果（0.97-1.77kg CO₂e/kg FPCM）显著高于COMET-Farm模型的结果。
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各模型采用的排放因子、系统边界、核算方法的差异。不同模型对同一生产系统使用不同的默认排放因子，有的基于IPCC Tier 1缺省值，有的基于区域实测数据；不同模型在是否计入饲料生产、运输、能源使用等环节上存在边界差异；肠道发酵的估算方法从简单的排放因子法（Tier 1）到复杂的动态模型（Tier 3）不等。
本土化排放因子缺失——中国奶牛养殖的特殊性
IPCC默认因子所基于的生产模式与中国奶牛的实际饲养条件存在多维度差异。品种差异——中国荷斯坦牛与北美、欧洲奶牛在遗传潜力和生产性能上存在差异；日粮结构——中国奶牛粗饲料质量、精粗比与IPCC默认假设不同；气候环境——中国不同区域的气候条件影响奶牛热应激和采食量；管理模式——中国牧场的规模化程度、粪污处理方式具有自身特点。
部分企业通过监测设备（如GreenFeed）获得的实测值与IPCC缺省值差异较大。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2025年版）给出的奶牛甲烷排放因子（132.6kg/a）需要在系统范围、数据质量、应用场景等方面进行完善。当企业使用国内标准核算出的排放数据与使用国际标准的结果不可比时，既影响企业向国际供应链和投资者披露数据的可信度，也降低了企业开展主动披露的意愿。
改进路径——从缺省因子到本土化实测因子
报告建议从以下方向推动甲烷核算方法的完善。首先，行业层面加快推动本土化排放因子数据库的建设，将企业实测数据经规范审核后纳入国家因子库。其次，企业逐步从IPCC默认因子过渡到本地化实测因子，有条件的企业参与本土排放因子数据库建设。第三，完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中奶牛甲烷排放因子的系统范围、数据质量和应用场景。第四，推动肠道发酵减排方法学的开发，为CCER项目开发提供方法学基础。第五，推动不同核算方法间的互认与对标，探索建立等效性判断标准。最终目标是建立一套既符合国际规范、又体现中国养殖特点的甲烷核算体系，为中国乳业参与全球碳核算和供应链披露奠定数据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