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通国际报告揭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0，在全球253个国家/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九。1950-2023年间降幅达4.8，在主要经济体中仅次于韩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降幅2.6。育龄妇女人口2011-2022年减少6700万，生育意愿持续低迷至1.64。国际比较视角下，中国低生育率的严峻程度处于全球前列，政策干预的紧迫性日益凸显。
中国生育率降幅全球第二，1950-2023年下降4.8
据联合国统计，1950-2023年间我国总和生育率下降4.8，在主要经济体中降幅仅次于韩国的5.1，明显高于世界平均降幅2.6。截至2023年底，我国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0，在全球253个国家/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九，属于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国际比较显示，我国生育率不仅绝对水平低，下降速度也极快，反映出社会转型、经济压力和政策调整等多重因素的叠加效应。
低生育率已成为全球趋势，但各国水平差异显著。部分欧洲国家生育率已回升至1.5以上，而东亚地区的日本（约1.3）、韩国（0.7）和我国（1.0）均处于全球最低行列。我国生育率的快速下滑，与过去几十年经济社会快速转型、城市化进程加速、育儿成本攀升等因素密切相关。
表：主要经济体总和生育率国际比较（2023年）| 国家/地区 | 总和生育率 | 1950-2023年降幅 | 生育率状态 |
|---|
| 韩国 | 0.7 | -5.1 | 全球最低 |
| 中国 | 1.0 | -4.8 | 全球倒数第九 |
| 日本 | 1.3 | -2.7 | 低于警戒线 |
| 意大利 | 1.2 | — | 低于警戒线 |
| 法国 | 1.7 | — | 高于警戒线 |
育龄人口持续减少，2011-2022年减少6700万
育龄妇女人口（15-49岁女性）是衡量人口潜力的重要指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育龄人口于2011年达峰值后开始减少，2011-2022年间减少约6700万。未来随着1962-1971年第二次婴儿潮群体逐步退出育龄阶段，预计育龄人口将持续承压。育龄人口的减少意味着生育基数的持续萎缩，即便生育率保持不变，出生人口数也将自然下降。
从人口结构看，我国正处于人口结构转型的关键期。1962-1971年婴儿潮群体在2010-2030年间陆续退出育龄阶段，叠加90后、00后进入育龄期的人口规模明显偏小，人口结构的“剪刀差”效应将进一步放大低生育率的负面冲击。
生育意愿持续低迷，理想子女数1.64处全球最低水平
生育意愿是影响生育率的关键因素。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在1.6-2.0区间内波动，低于2.1的生育更替水平。2021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仅为1.64，较2017年的1.76持续下降，几乎处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最低意愿水平。
生育意愿低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育儿成本高企是最直接的经济约束——我国抚养成本/GDP达6.9倍，仅次于韩国的7.8倍；女性职业发展压力与生育的冲突加剧；住房、教育等刚性支出挤压家庭资源；社会育儿支持体系不完善等。若生育意愿持续低迷，即使政策放开也难以扭转生育率下行趋势。
长期低生育率拖累经济增长，政策干预窗口收窄
国际经验显示，当总和生育率降至1.5的警戒线以下后，往往难以回升，形成“低生育率陷阱”。截至2023年，全球至少有19个国家/地区陷入低生育率陷阱，仅葡萄牙、塞尔维亚等少数国家成功摆脱。长期低生育率通过减少劳动供给、降低生产效率和削弱社会创新活力，拖累经济增长。
我国当前生育率已远低于警戒线，育龄人口和生育意愿的改善在短期内难以显著实现。政策干预窗口正在收窄，若错过关键期，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后摆脱的难度将成倍增加。从国际比较看，政策应对及时、力度大的国家（如北欧）生育率已恢复至可持续水平，而政策慢转向、力度弱的东亚国家仍在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