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房贷连续13个季度负增长，消费信贷同步收缩；企业杠杆率下降却非主动扩张——二季度宏观杠杆率呈现“居民主动去、企业被动降、政府温和加”的分化格局。微观主体资产负债表的收缩正在成为内需不足的深层根源。NIFD报告系统拆解了这一趋势的形成机理与破局路径。
居民去杠杆：房贷13季负增长，消费信贷同步收缩
二季度居民部门杠杆率下降1.3个百分点至57.7%，自2024年二季度起持续下行，累计降幅已较为显著。居民部门呈现典型的“主动去杠杆”特征——不是银行惜贷，而是居民主动减少负债。
负债端，住房贷款延续收缩态势。房贷增速从一季度的-3.1%降至-3.7%，自2023年二季度起连续13个季度负增长。房价下行压力与收入预期偏弱叠加，导致居民购房意愿持续低迷。中指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3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成交套数占比达68%，表明居民购房正从“加杠杆买房”转向“零贷款购房”。银行多次下调存款利率而房贷利率维持在3.06%不变，房贷-存款利差扩大进一步激励居民使用存款全额购房。
消费信贷同步收缩。消费性贷款（不含房贷）增速从-0.2%降至-1.8%，收缩压力进一步加大。房价尚未止跌回稳，房产价值低于按揭贷款余额形成负资产，居民为保住房产被迫去杠杆，造成消费需求收缩。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低于实际GDP增速4.7%，收入增长乏力制约消费潜力释放。
资产端同样呈现收缩特征。2026年上半年居民存款增加7.58万亿元，同比少增3.19万亿元；而非银行存款增加4.65万亿元，同比多增2.10万亿元。居民财富从房地产和银行存款向金融资产转移，但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并未显著提振消费——二季度居民财产净收入同比仅增长1.1%，增速较一季度下降0.5个百分点。AI发展形成的“无就业繁荣”未能有效带动就业和收入增长，生产率提升效应主要集中在少数科技巨头，尚未外溢形成广泛的就业和收入增长。
企业去杠杆：债券替代贷款，中下游利润承压
二季度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下降0.5个百分点至179.5%，但这并非企业主动扩张的结果，而是名义经济增速回升带来的分母效应。企业部门呈现“被动降杠杆”特征——债务增速仍处历史低位，盈利预期转弱拖累企业投资意愿。
企业信贷增长明显放缓。二季度企业短期贷款增加4600亿元，同比少增3300亿元；企业中长期贷款仅增加1300亿元，同比少增1.46万亿元。随着社融结构向直接融资转型，企业债券融资成为加杠杆的主要方式——二季度企业债券融资增加1.02万亿元，同比多增3954亿元。5年期AAA和AA+企业债券到期收益率中枢分别为1.79%和1.87%，与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05%相比成本优势明显，激励企业发债融资替代银行贷款。
民营企业去杠杆幅度加大。2026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同比下降8.5%，自2025年6月起持续负增长；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同比下降4.9%，创历史新低。约59.9%的民营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环比下降，29.5%的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扩张率为负。PPI-CPI剪刀差从年初的-1.6%扩大至6月的3.1%，创2022年7月以来新高。上游价格上涨和下游需求偏弱共同挤压中下游民营企业盈利空间，增收不增利加剧资产负债表收缩风险。
政府加杠杆：发力主体上移，但支出效率待提升
二季度政府部门杠杆率上升0.7个百分点至71.0%，其中中央政府升至30.5%，地方政府维持在40.4%左右。在居民和企业同时去杠杆的背景下，政府成为唯一加杠杆的部门，承担了托底经济的责任。
中央政府加杠杆力度较大，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自4月24日启动发行，二季度累计发行5720亿元。地方政府未明显加杠杆，主要受两方面约束：一是新增专项债发行进度放缓，国办发〔2026〕13号文件要求实行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终身负责制，地方对项目筛选更趋审慎；二是新增一般债迎来偿债高峰，二季度净融资额为-2038.9亿元。
但政府加杠杆与基建投资走势出现背离——二季度基建投资同比增速由正转负（-2.4%）。“钱等项目”导致政府债务支出效率有所下降，部分债券资金滞留形成财政存款，未能有效转化为实物工作量。二季度政府债务余额同比增长13.5%，财政存款同比增长6.0%，两者增速差从一季度的10.3%收窄至7.5%。
破局之道：财政发力、收入提振与信心修复
面对“居民主动去、企业被动降、政府温和加”的杠杆分化格局，报告提出三重破局路径。
第一，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减轻购房负担。 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健全社保体系、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国有资本收益更多用于民生等方式，推动公共财富适度向居民部门转移。适度下调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减轻居民房贷利息负担。用好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加大存量商品房收储力度。
第二，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拓宽准入空间、破除隐性壁垒，落实“非禁即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资源型、基础性行业，通过混合所有制合作、产业基金共建等形式打开参与重大项目的空间。完善配套法规政策，建立多维追责与政务失信记录联动。
第三，优化央地政府债务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通过中央适度加杠杆、置换部分地方高成本隐性债务，推动债务结构从“地方分散高风险”转向“中央集中低成本”。动态调整专项债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和比例限制，探索“专项债+PPP”模式吸引更多民营资本参与。
